十年过去，贾樟柯用《风流一代》，展示了他所找到的、对抗或消解这种厌倦的方式。
在选择如今这种呈现形式，和像余力为建议的那样，在片场再造一个回顾20年的环境之间，贾樟柯仍然选择了前者。“再造当然是个更常规、也更安全的制作方法，叙事也可以更强情节，但其实就又回到了安全区。或许能制作出一部很经典的电影，但我是个特别反经典的人。”
比起在安全的区域不断重复过去的自己，现阶段的贾樟柯，情愿自己的作品有些缺陷，也希望它是足够新的尝试。而要理解这种选择，仍然要以疫情作为重要的节点。
疫情期间的贾樟柯，最大的感受是“离过去的工作远了”，他不必将自己放置在一个行业当中去活动，比如和其他导演交流、参加国际和国内的电影节展、参与其他导演的项目，原本成日都满满当当的行程也空了出来，成为了全部只属于贾樟柯和他的创作时间。
“当代电影太僵化了，工业化之后，大家好像都变得小心翼翼，就是电影繁殖电影，看起来都似曾相识，在形态上的活泼性下降得很厉害，都是让人既不兴奋、也不讨厌的电影。”真正从行业中抽离出来后，贾樟柯决定了自己的下一步，“我情愿拍一个有很多人讨厌，也有很多人喜欢的电影，但至少我的回忆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理解电影本身就有不同的角度，它既是工业，也是商业，同时还是艺术。
这是一种选择。贾樟柯意识到，在《风流一代》里，一些用电影思维来看不合常规的处理方式，比如使用不同机器拍摄的素材，再比如复用曾经在其他影片中已经出现过的画面，如果用当代艺术的思路，就全部能解释得通。“石头、沙子、海水、盐……一切都可以成为我的材料，我只是要通过它们来表意，这会让导演变得更自由。”
旧的材料，过去的故事，跨越年代的讲述，这些都让《风流一代》看起来像是某种结束。但对贾樟柯来说，它反而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我挺幸运的，二十多岁就稀里糊涂地拍了处女作，后来的一切也都很顺利，现在我五十多岁了，希望能离电影工业远一点，离自我跟当代艺术近一点，来重新建构电影的可能性，做一些更活泼的、更实验性的、更自由的事情。”
贾樟柯理解电影的思维变了，但电影本身是没有变的。或者说，在贾樟柯漫长的创作生涯中，“相信电影”是始终如一的锚点。就好像在《风流一代》里所呈现的那样，运送人类的交通工具在变，从绿皮火车到轮渡，再到飞机和高铁，或许物理时间缩短了，但从此地到彼地的心情始终如一。
电影同样如此，摄影方式在变，播放终端在变，宣传渠道也在变，但电影始终存在。“比如流媒体诞生后，大家觉得电影要完蛋，但现在也融合了。我对电影一直有信心，因为电影的创造力太强了，它是有能量的，不管技术怎样发展，电影都会把它们吸收。但吸取其他媒介的语言是重要的。”
在贾樟柯看来，电影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人类内在欲望的必然结果，这种欲望不会消失，电影就一样不会消失。
“人类一直有记录的欲望，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有绘画，然后就诞生了雕塑、照片，越来越逼真，用拉康的话说，人类一直想照镜子看看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但图像本身没有时间，它只是静止的一帧。但在这种欲望的驱动和科技的发展下，就诞生了运动影像，诞生了电影。刚开始是黑白默片，又因为这个世界是有色彩、有声音的，电影才成为今天这样。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还原人类生活。”
处于知命之年的贾樟柯，再一次回到电影原点。接下来他还会继续拍电影，但是一些“形式上更活泼的电影”，“这是新的过日子的方法。”
“拍电影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铅印在《贾想：1966-2008》里的这句话，贾樟柯直到现在还践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