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一代》拍了二十年，素材量足有一千个小时。最先要完成的工作是看完海量的素材，并在其中寻觅到一条线性逻辑。贾樟柯提到，编剧万佳欢每天都会看他剪辑，两个人在剪辑的分叉口再讨论，就这样剪了三年，他们确定了以“巧巧”和“斌哥”二十年的情感关系为核心，看他们经历的生活。
在更宏大的时间洪流中，贾樟柯希望从一众群像里面慢慢聚焦出来两个人的时代故事。作为70年代的人，巧巧和斌哥正是贾樟柯镜头下“风流一代”，“这一代年轻人处在社会变革的刚开始，一切都不成形，旧的秩序在打破，在摸索的阶段，它呈现出一种生命力，野蛮生长的生命力。”
他们的生命力在时代浪潮的击打下呈现出不同的反应，在贾樟柯看来，“巧巧”是被浪潮困住的人，而“斌哥”是被浪潮击碎的人。这样的处理是贾樟柯作为男性导演的一次性别反思，他想要呈现女性的成长，“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是一件特别让我着迷的事。”
在理解女性的过程里，贾樟柯开始感受到女性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对抗时代的复杂性。最早的剪辑版本里，“巧巧”是有很多台词的，但是后来，贾樟柯发现，将语言剔除之后好像更丰富了，“巧巧”的沉默反而意味着千言万语。“沉默背后对应着很多想象，它看起来是抽象的，实际上它更加忠于那种事实。”
除此之外，编剧万佳欢还透露了两个细节，在跨越二十年的故事里，演员的真实生命体验与角色已经融为一体。
影片中，2022年的斌哥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去珠海，他的状态已经变得十分苍老，这是演员李竺斌真实的状态。当他出现在片场时，许久没有见过他的赵涛情绪有点失控，久久无法平复心情。
在《风流一代》里，演员们真实的状态完全融进了电影之中，他们成为了电影的一部分。他们身上带着真实的时代痕迹，展现每一个普通人真实的样子。
贾樟柯提到，为了保证这条叙事线的完整，他需要从零散、复杂的素材中进行思考，这对他而言，很像玩魔方，这让他感到兴奋。
贾樟柯每次剪辑都会把之前的剪辑过的内容看一遍，顺着情绪再继续往下剪，最后剪片的时候，看都要看一个多小时，“越是这样综合的材料，你越需要把它有机化，按照它的脉络，特别是视听脉络，去感受它们的曲线和内在的呼吸，然后再决定下面应该怎么样。”
这种复杂的剪辑方式，让另一个现实难题摆在眼前：不同时期的主流摄像设备不同，决定了在不同年代、不同格式、不同质感的影像间，难免会产生割裂感。据《风流一代》制作团队向毒眸透露，为了调和影像声音，成片的音效设计最多有700多轨。
多年合作的摄影师余力为向贾樟柯提出，为什么要费尽心思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制作电影，完全可以再造和复现一个场景，以此保证电影的连贯性。
几乎没怎么犹豫地，贾樟柯坚持运用自己二十年来亲自拍摄的所有画面。这切合了吉加·维尔托夫的“自我暴露”电影形式：一方面电影在记录着普通的生活，另一方面，它又呈现了不同节点下贾樟柯的主观性。
后来，余力为也理解了贾樟柯的坚持，“在电影中，我们几乎可以重新演绎和再现一切。但我坚信有一个元素我们无法完全复制，那就是摄影机后面的眼睛。换句话说，作者的主观性。当我们按下摄影设备开关按钮、开始记录图像时，摄影机不仅在捕捉视觉场景，也在捕捉创作者的欲望、意图和观点。”
某种程度上，《风流一代》记录的是时代，也是贾樟柯自己。
电影是人类的意识
2014年，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为贾樟柯拍摄的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在罗马电影节首映，当中纪录了在《天注定》禁映后贾樟柯的状态：疲惫、迷茫、不知所措，甚至开始思考自己到底还“要不要拍电影”。
后来，他二次解释了当时的情绪，并非对电影或是行业的厌倦和不满，而是厌倦自己成为一个只为电影行业生活的“电影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