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胡之平方面，还是周知非方面，他们都选择了见面。继而，周知非更是选择了二次见面，帮助胡之平搞到了两罐奶粉。这两次见面，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谍战任务的，他们有的，就是完成自身性的一些问题。在这两个反派特工这里，自身性大于了组织性。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考。而且，这类思考，容易进入到悖论状态。
我再举个例子。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当中，1942年的河南，大旱，老百姓快要饿死了。蒋委员长方面，并不积极救灾，而是要把河南饿殍遍地的烂摊子留给日寇。日寇真的进来了。他们给这群饥民发粮食。而这群饥民，竟然成了日寇的带路党，谁给粮食，就听谁的。
对于饥民而言，解决饥饿问题，便是自己的自身性问题。而给谁带路的问题，则是典型的组织性问题——中国人，能否给日寇带路呢？这其实就提出了一个悖论。在饥饿状态之下，日寇给粮食吃了，能不能给日寇带路，追着蒋委员长的军队打呢？这之所以是悖论，实在是因为，它永远无法获得纸面上的答案，只能在实际操作当中见分晓。
回到《孤舟》的这两罐奶粉当中来。无论是胡之平，还是周知非，在他们那里，自身性早就大于组织性了。这两罐奶粉，未尝不是《温故一九四二》当中的粮食。自身性和组织性，到底谁更大呢？小说和影视剧作品，都很难给出明确的回答。刘震云先生在《温故一九四二》当中发问，但刘震云先生自己也无法作答。勒卡雷在《柏林谍影》当中发问，但勒卡雷也无法作答。
《孤舟》当中，这两罐奶粉，惊鸿一瞥，但编剧导演，也无法对这个哲学问题进行作答。很多优秀的小说和影视剧，是在哲学停止的地方跳舞。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