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谍战剧，讲的都是谍战故事，是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些谍战剧作品，往往会出现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剧作当中的角色，组织性要大于自身性。比如，很多谍战剧作品当中，日寇人员的组织性就远远大于自身性。在谍战过程当中，他们是没有自我感的，他们都是为天皇效力、死而后已的。
但是，在哲学意义上，就存在一个值得思考的事情，谍战状态之下，谍战工作者的组织性更大，还是自身性更大呢？其实，国际上很多前沿的谍战小说、谍战影视剧作品，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比如说，勒卡雷的小说《柏林谍影》。我感觉，这部《柏林谍影》最大的精髓就在于，它从特工的视角发问，我是谁，我到底在为谁服务，我的自身性，能不能大于组织性等等。
在电视剧《孤舟》当中，其实也若隐若现地出现了这个层面上的思考。比如说。周知非阻止翁太营救重庆来的谈判员，原因也简单，这个谈判员是来和日寇谈合作的。周知非认为，翁太作为谍战特工人员，最终的目的是抗日，所以，应该拒绝上司的营救命令。思考什么才是正义的，是自身性。而接受上司任务指派，则是组织性。
我们重新回到《孤舟》当中，两个特务冒死相见的场景前后。胡之平的孩子没有奶粉喝了，孩子母亲没有母乳，而在苏州，一般人又买不到奶粉。因此，胡之平继续为自己的孩子找到奶粉。这是胡之平的自身性问题。而胡之平和周知非私下相见，则是谍战的组织性问题，尤其是归属于周知非汪伪方面的组织性问题。自身性的问题，是否可以大于组织性的问题？为了个人私利，而暴露组织关系，是否可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