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2024 年回看， 21 世纪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
为了纪念这一里程碑，我们征集了 25 位最优秀的影评人，请他们每人提名一部具有年度重要意义的电影——一部可以放进时间胶囊，让 22 世纪及以后的电影爱好者惊叹不已的电影，一部既能代表 2000 年至 2024 年，又能成为代表这一时期最高水准的电影。
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这25部作品（每年一部）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迷人缩影。本片单并不追求全面性，而是一部主观、玄妙，甚至可能具有挑衅性的电影作品集。
从英国到巴西，从中国到莱索托，从独立电影到好莱坞大片，再到完全无法归类的影片，以下都是本世纪迄今为止最值得关注的一些电影。
2000年
《拾穗者》
阿涅斯·瓦尔达 法国
阿涅斯·瓦尔达在其辽阔的电影散文《拾穗者》的结尾处，从街头垃圾中捡到了一个破碎的玻璃钟：它很优雅，但显然毫无用处。瓦尔达却不这么认为：「没有指针的钟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她说得很平静，但时间流逝的震颤却伴随着这部影片的每一次眨眼。《拾穗者》拍摄于千禧年之际，从多个层面直面亟待解决的危机：我们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给地球带来的后果、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敌意、电影业的数字化重塑，而就瓦尔达本人来说，时间的流逝反映在她日渐衰老的身体上。这是一部完全自觉地属于自己时代的电影。
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消逝；瓦尔达觅得的心形土豆起初别有魅力，但后来就干瘪腐烂了。然而，瓦尔达在腐烂中发现了美，她将天花板上的霉菌比作抽象艺术。她的「频闪、自恋、超写实 」的摄影机以特写镜头捕捉到她干燥的皮肤和灰白的头发，或者是跳动的镜头盖。善良的人比比皆是：农民欢迎拾荒者来到他们的土地；街头觅食者与邻居分享在垃圾箱里捡到的东西；卖杂志的人每天早起在垃圾箱里捡面包，每晚工作到很晚，教移民邻居学法语。
瓦尔达长期以来一直贯彻着「电影书写」（cinécriture）的方法，她轻描淡写地运用了随笔电影的风格，将纪录片和剧情片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拾穗者》时而离题，但从不敷衍：瓦尔达邀请观众踏上法国之旅，体验她的电影方法，并自豪地宣布一次幸运的发现并非故弄玄虚，也不是她自己安排采访的意图。电影也是生活，在哲学的漩涡中，游戏也是艺术，政治也是存在。
「影片中还有一位正在拾荒的女士；那就是我。」瓦尔达宣称。她乐于一语双关，但在这里，整个概念的意义都叠增了。不要怀疑，我们是被引向这些宝藏的，就像技术之路从1882年的艾蒂安-朱尔·马雷和他的计时摄影枪，到瓦尔达和她的新索尼TRV900——它的镜头盖会跳动，大肆变焦，将瓦尔达拉回到她在20世纪50年代制作的短片的精神中。瓦尔达慷慨地让我们相信，我们所收集到的想法都是我们自己的，这部特立独行的奥德赛式作品后来成为了她最受法国观众喜爱的影片。
幸运的观众——瓦尔达的电影拾荒者们——对那些为了生存、为了道德，甚至像米其林星级厨师一样为了荣誉而拾荒的人们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在每一帧画面中，我们也收获了快乐。
——帕梅拉·哈钦森
2001年
《人工智能》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美国
死了和活着有什么区别？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但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一位已故电影人的「活作品」——对匹诺曹的故事进行改编，讲述了一个被编程为爱上人类母亲的机器人男孩令人心碎的命运——那么由此产生的诸多悖论将变得不可忽视。就连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接手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剧本进行改编这一事实，也可以追溯到库布里克本人的提议，其动机是斯皮尔伯格有能力比他更快地指导儿童演员（具体地说，在孩子明显长大成熟之前迅速拍完），以及处理某些情感。
影片假设任何人的生命都可能成为「活死人」，无论他是处于昏迷状态的人类（杰克·托马斯饰演的马丁·斯文顿，他的奄奄一息和缺席使得他的父母买了一个机器人来代替他），还是能够超越人类并长寿的机器人（出色的海利·乔·奥斯蒙饰演的大卫）、将人与机器人区分开来的任务可能会变得非常困难，就像区分生与死、「自然」的爱与程序化的爱，甚至是区分最幸福的库布里克结局（主人公在几个世纪的等待后实现了他的终极愿望）与最暗淡、最荒诞的结局（人类最后的喘息以一个程序化机器人的恋母情结式春梦的形式出现）也一样困难。
《人工智能》是一个让我流泪的哲学寓言，也是一个关于电影复活死者的虚幻能力的寓言，它是一个悲剧，歌颂了机器人在人类失败中的希望。
库布里克的毕生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部充满疑问的电影，其冷酷性的一部分就是推翻我们对它的任何确定性——包括一个简单的归纳问题，即库布里克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之一（他花了比其他任何电影更长的时间来构思和开发该项目）是否可以简单地认定为「一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这并不是要忽略斯皮尔伯格的影响，无论好坏——坏的一个例子可能是影片没有正视威廉·赫特饰演的霍比教授[大卫及其工业复制品的发明者]的恶行。）
此外，如果我们发现对未来的怀疑可能比准确的预言更有用（《1984》胜过《美丽新世界》），如果我们可以把所有涉及这种怀疑的故事都称为科幻小说，那么《人工智能》就是库布里克对这一类型的第四次尝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影片是在库布里克去世后的2001年才制作完成并上映的，而这一年与库布里克最具影响力的影片所描绘的年份大相径庭。
然 而矛盾的是，与《奇爱博士》（1964）、《2001太空漫游》（1968）和《发条橙》（1971，该片主要通过多语种俚语提及俄罗斯）等带有冷战色彩的影片相比，《人工智能》的背景设定在22世纪，在地理层面也更为偏狭、孤立，从未超出纽约和新泽西的海岸线。（相比之下，迪士尼于1940年拍摄的《木偶奇遇记》则将英国和意大利的角色以及欧洲的环境融入其中，这是本片最主要的、也是更世俗的银幕先例。）
甚至可以说，《人工智能》中隐含的厌世情绪和仇外心理——在肉体集市的情节中尤为明显，并明确表达了对人类的敌意——正是它最具有21世纪特色的地方。在这个时代，人类似乎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与此同时，全球变暖和人工智能——影片提出的两大推断——正在证实我们许多最令人不安的疑虑。
——乔纳森·罗森鲍姆
2002年
《神的介入》
伊利亚·苏雷曼 巴勒斯坦/法国/摩洛哥/德国
《神的介入》是伊利亚·苏雷曼的「以色列三部曲」（《消失文明的编年史》[1996]和《时光依旧》[2009]）中的第二部。故事以发生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第二次起义（2000-2005年）为背景，由一系列松散关联的小插曲组成，它们重复出现，略有区别：向邻居家的篱笆扔垃圾、用大锤砸新建的车道、笨拙地试图杀死一名警方线人。在其中一个小插曲中，一个人物在等一辆永远不会来的公交车；即使他知道这辆公交车根本没有班次，他还是在等。
这些场景受到默片和雅克·塔蒂喜剧的启发，以黑色幽默的喜剧形式展现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是对巴勒斯坦人民持续不断的痛苦炼狱的哀叹。本片的主线是一个名叫E.S.（苏雷曼在银幕上的另一个自我）的人物在哈吉兹拉姆检查站遇到了他的情人；她来自被占领土拉马拉，因此无法前往E.S.在耶路撒冷的家。于是两人手牵着手，默默地坐在E.S.的车里，挡风玻璃映照着以色列国防军羞辱越过边境的巴勒斯坦人的画面。
E.S.是巴斯特·基顿「冷面笑匠」形象的另一个版本，他无动于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当他的情人不再来见他的时候（她可能被以色列国防军或警察囚禁了），E.S.陷入了暴力幻想。开车时，他从车里扔出一颗杏核，以色列国防军的一辆坦克顿时化为火球。在一个向东亚史诗武侠电影的风格化打戏致敬的精彩场景中，他想象自己的爱人是一个复仇的忍者，用弹弓射杀了犹太复国主义民兵组织的成员。
E.S.还设想了一个更加和平的愿景：一个印有时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面孔的气球自由飘过检查站，飞向阿克萨清真寺。这个镜头借鉴了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1956）的奇思妙想，将阿拉法特表现为一个恶作剧者，以及一个耶稣般的和平与正义的预言者。
在《神的介入》的最后一幕，E.S.和他的母亲斜眼看着炉子上的高压锅。10月7日的大屠杀事件和加沙持续遭受的破坏让这个寓言变得不和谐。高压锅爆炸了——炼狱现在变成了地狱。苏雷曼非常清楚，面对这种情况，电影是徒劳的。然而，我们可以想象，E.S.仍然缄默地看着，试图将塞缪尔·贝克特在《无法称呼的人》（1953）中的名言「……你必须继续，我无法继续，我会继续」与「灾难仍在继续」（al-Nakba mustamirra）的残酷事实并置在一起。
——盖伊·韦斯特韦尔
2003年
《老男孩》
朴赞郁 韩国
2003年《老男孩》上映时，朴赞郁已是韩国本土的主流电影人，2000年的政治惊悚片《共同警备区》甚至打破了票房纪录。而对于国际影迷来说，他更像是一个新兴的名字，与三池崇史、中田秀夫和金基德等人齐名，是前卫 「 极端」东亚电影的倡导者。这种双重声誉——在国内很受欢迎，在国外却相对小众——反映了韩国的文化微气候，即韩国国内的文化产品并非必然地被美国大片压倒。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老男孩》所代表的、朴赞郁一直在拍摄的电影类型的特殊性：规模宏大、场面壮观、魅力四射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并没有为了在国际上获得认可而主动迎合或阉割。
这并不是说《老男孩》——朴赞郁的第五部电影，也是奠定他国际知名作者导演地位的作品——完全没有受到外来影响。《老男孩》讲述了一个被神秘对手囚禁的男人，为了寻找答案而回溯自己的过去的故事，改编自土屋加仑和岭岸信明1996年创作的日本漫画《铁汉强龙》。同时，影片中关于情色迷恋、操纵和共谋的主题也与朴赞郁经常提及的希区柯克的《迷魂记》（1958）如出一辙。此外，与朴赞郁同为希区柯克迷弟的克里斯托弗·诺兰和大卫·芬奇——各自的成名作《记忆碎片》（2000）和《七宗罪》（1995），也不免受到了该片的影响。
影片在时间上的来回跳跃、视觉上的活力、对奇幻的大肆拥抱以及病态的幽默感，都让人不禁回想起好莱坞90年代的宠儿昆汀·塔伦蒂诺（时任2004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主席的昆汀，曾力主将评审团大奖颁给了《老男孩》），同时也让人联想到各种「黑暗」的漫画改编电影——这一类型的作品很快就会大量涌现，足以在多厅影院中独占鳌头。但是，《老男孩》的古怪和真诚别具一格，崔岷植的表演也体现了这一点，他的表演跨度令人惊叹不已。2013年，斯派克·李翻拍了《老男孩》，让乔什·布洛林担纲出演，但在票房和口碑上都未能超越朴赞郁的原作。
《老男孩》的成功和持续影响，在于它将当时人们关注的问题——日益无处不在的监控；我们随心所欲的享乐对其他生命造成的看不见的影响；我们令人恐惧的独特性和同样令人恐惧的匿名性——转化为了艺术，既令人震惊，又直击人心，而且非常有趣。在影片著名的走廊打斗的长镜头段落中，被长期监禁的主人公——反英雄？半英雄？——击退了数十名对手，为朴赞郁兼顾所有电影类型的能力提供了一个胜利的隐喻。
——汉娜·麦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