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而苏力坦面对改嫁的儿媳和出走牧场的儿子，多数时候扮演着一个不讨喜的、固守父权制传统的长者角色，但最终，观众看到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悲叹着“猎也不让打了，鹰也不让养了，我喜欢的生活都消失了”，与此相伴随的，是世界上最后一支游牧民族走向不可抗力的灭亡命运之哀愁。然而，文秀对此又作出了更加先锋的辩证性判断：“你所固守的传统在曾经也是新鲜事物，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每个角色都在认知变化和差异中经历着自己的“爱与受伤”。观众在通往那个符合预期的结局的路上，看到了这些细碎的多元化表达，便能自然而然的暂停，换个角度，多想一下。
因此，除了最直观的“诗和远方”，我相信这个故事还有进一步发挥其现实价值的空间。对文秀而言，夏牧场的三个月是她未曾经历过的冒险，从城市回到乡村，选择去经历如此的种种，这更像是发生在边远村落的一场生活试验——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产生良性的联结？漂浮在原子化中的城市中人悲观的预计着人们终将陷入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中的预见——滑向“可悲、自恋的自我专注”式个人主义，而深山里的社会似乎给予人们一种审视“联结”的新视角，“看似远离现代文明的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这一切会引发观众对牧场生活过度浪漫化的想象吗？我想，不必如此较真。一方面，正如导演所言，兼容一切视角的作品是不具备风格的，《阿勒泰》中自由、旷野与美的元素正是其独特创作视角的体现，也应当相信观众具备辨别影视呈现与现实境况的能力。与此同时，正如剧中角色所展现的那样，人们平等的看见彼此的差异，在理解对方的过程中反思自身的生活、创造新的可能性。我想这部剧之所以能够成为优秀的大众文艺作品，也正是在让观众“平等的看见、进入差异”，差异指向的不一定是那个“同一”和“理解”的积极结局，也不一定立刻创造出新的可能，但看见差异可以激发人的自反性，让人走出固有的认知，这是一切思潮推陈出新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