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景还有许多。转场途中，朝戈奶奶对着衣衫褴褛的张凤侠说“再颠簸的日子，也要闪亮的过”。在没有作业本的夏牧场，巴太为文秀找到桦树皮当写作的纸张。尽管其中某些台词和场景或许有迎合城市观众的想象之嫌疑，美化放牧生活的艰辛，但创作者的本意显然不是对穷苦生活的浪漫化，而是通过记叙日常来展示一个人认知世界、选择生活的思维过程。毕竟，文秀是本剧的第一人称，从第一个镜头处回顾自己的文字开始，我们是在跟随着她写作的视角去观察阿勒泰的生活，而该剧原著也是第一人称非虚构性质的作品。在此过程中，文秀始终拥有自由选择权——回到城里还是留在母亲身边。而正是由于她发觉城里的生活并非是她凝视着大学里的伍尔夫像时畅想得如此美好，而乡野的生活也并非是她跌跌撞撞初到彩虹布拉克时预期得如此悲哀，这些差异促使她最终做出了如此决策。
诚然，故事最终走向了我们期待这个世界将要成为的、更平等、更理想的样子，苏力坦向现代生活妥协，托肯带着孩子成功改嫁，巴太与文秀重逢，大家一团和气的在院子中庆祝春节，这是差异的积极面——走向理解和同一。但事实上，最终造就这个结局的情节却充满着辩证性，并没有一个绝对非黑即白的正方或反派，人们总是在观点交锋中看见差异，在看见差异中拓宽认知的边界，在知新中反观自身过去的认知，重新定义着将要选择的生活方式，作出或坚持或妥协的决策。当文秀带着由城市文明而来的女性主义观点，张凤侠对这件事的态度却颇具一种看似同样在理的人类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