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读电影：您之前曾说：“当下电影市场以及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的电影市场上，叙事的重要性和叙事的第一性是有必要的，是有意义和价值的。”在这部片子里，您是如何去搭建这种叙事模式的呢？
《满江红》的叙事无论是在我的个人创作上，还是艺谋的导演生涯里，都是情节密度最高的。
我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人看一看，如何把一个故事讲到极致。我要高度的信息量，我又要高度地压缩它的时间空间，我要在10分钟内数个转折等等。
这对于我来讲是一种极致性的考验，也是某种程度上具有实验性的尝试。
我经常跟团队说，如果你给自己在设定上舒服了，那观众就不舒服。
如果你给自己出难题，当你解决这个难题的时候，观众就看爽了。写剧本初期的时候，我是给自己要加上很多限制的。比如说我会限定空间反转、会确定俩人的关系、还不准使用道具。
只有把自己逼到墙角之后，最后的解决办法才会让观众眼前一亮。
可以说，这也是对我自己的叙事理论、叙事方法论最极致的一次体现。
酷读电影：您曾经多次谈到您的“叙事动力学”，在这种结构的推演下，类型片的创作会无比理性且严谨，而这次的悬疑片，在传统概念中似乎更需要想象力，您是如何平衡这种想象力与理性的呢？
我并不认为想象力和理性是矛盾的。
理性和感性在低维度上是有所冲突的，但是在更高维度上，是可以协调的，理性和想象力就更加不矛盾了。
比如我们熟知的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他就是极端理性的人。说他是科学家也不为过。但是他的想象力是极其宏阔，又极其令人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