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到达戛纳那一刻开始，贾樟柯就没闲下来过。
当地时间5月18日，《风流一代》在戛纳首映。贾樟柯在忙完首映的一切工作后，接着就是轮番接受各国媒体的采访。在见到毒眸的前一天，他和赵涛接受欧美电视的采访，整整四个小时，上一家还没走，下一家已经在等了，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抽不出来。
这些日程对贾樟柯来说既熟悉又新鲜——这已经是他第七次来到戛纳，但上一次还要追溯到六年前。2018年，《江湖儿女》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
在疫情前，贾樟柯每年都要花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各个电影节展上。但2018年之后，他没怎么出过国，一大半时间花在《风流一代》上，同时还做了两个新的剧本。很多朋友都好久没见，虽然还没抽出时间看其他导演的片子，包括他自己参演的《狗阵》，但再次在戛纳和老友相聚，总有新鲜感。
国际媒体关心的事情也变了。过去来到戛纳，大家似乎都很关心政治，经常一半时间用来聊电影，另一半时间在聊政治问题。“但这次几乎没人问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再关心，还是太熟悉了。”
六年不仅是一个数字，因为每个“六年”都是不同的。在贾樟柯暂别戛纳的这六年，疫情开始又结束，全人类都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剧烈的震荡。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个人选择……一切的一切都在这六年间被打碎，再慢慢地重新恢复到平和的节奏。
在毒眸与贾樟柯的对谈中，我们聊了《风流一代》的诞生过程，及其背后所承载的真正表达，也聊了在这六年间，贾樟柯对电影、对时代和对人类命运的新思考，以及电影存在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意义。
至于国内大部分观众目前很关心的金棕榈将会花落谁家，在这些更宏大、更接近本质也更朴素的思考中，显得不那么重要。“在《三峡好人》之后，我对拿奖就没有欲望了。这个行业真的对你很慷慨，你不要在这方面还有执念了 。”
一个持数码相机的人
严格意义上讲，《风流一代》的雏形其实早在2001年就已经有了。只是那时候的贾樟柯无法预料后来发生的事，就像1998年时的人们，并不知道“汾阳小子”后来会成为世界级电影导演“贾科长”。
当我们回头再看，才会发现那些过去的细节可能都是命运放置的伏笔。
拍完《小武》《站台》之后，贾樟柯已经成了“第六代”的主力军。在他寻觅下一部作品灵感的时候，数码摄影机开始流行起来，这个新兴的影像设备让贾樟柯产生了新的电影想法。
《小武》《站台》（图源：豆瓣）
“过去无论是独立电影还是商业制作，它都是在一个很严谨的工业体系中，有非常复杂的技术支持，和非常周密的计划，需要庞大的团队做这件事情。但数码摄影机拎着就能拍，可以在极低的调度下，拍三五个人。”贾樟柯说。
数码摄影机打破了传统电影工业的规则，更解放了创作者的创作意识。借助数码摄影机，贾樟柯有了更轻盈的创作模式，最重要的是，生活的碎片因此能够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贾樟柯回忆，那时候他带着大家漫无目的地拍，拍一些小情节，在空间里做一些表演。当时他想拍一个片子，叫做《拿数码摄影机的人》。
贾樟柯这种记录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苏联电影大师吉加·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影响。吉加·维尔托夫提出的“电影眼”理论中提到，电影设备应该像人的眼睛一样去客观的记录生活实景，成为捕捉和构建现实边界的一个工具。
吉加·维尔托夫《持摄影机的人》
贾樟柯沉迷于这种影像记录，在拍摄长片之外，他用了不同时期的主流摄影机进行拍摄。本以为两三年就应该完成了，但是拍起来发现没有终点。“你在心理上总觉得它好像还没形成一个作品，还需要继续去拍，这种习惯就一直延续下来了。”